2013年9月13日 - 信報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歷史學教授大衞阿布拉菲亞(David Abulafia)早前在一次演講中說:「現在的人不會寫作。語法、標點和拼寫錯誤百出,令人驚愕。」現代人不會寫作,恐怕不僅僅是英語世界獨有的問題,其實也是漢語世界必須面對的一個大問題──現代人就是愈來愈輕視寫作,愈來愈不懂得用語文來自我表達。
早在三十八年前,即1975年,《新聞周刊》(Newsweek Magazine)就有一篇文章,題為〈為什會尊尼不會寫作〉(Why Johnny Can't write),該文指出:那時的大學畢業生已極有可能是不會寫作的尊尼,都寫不出簡潔的文章;語文專家大多認為,那是「電視的簡化口語風格」惹的禍。
電視手機後遺症
最近有一些有心人提出這樣的統計數字:在1991年,耶魯大學有165人獲得英語文學士學位,到2012年,就只有62人──因為在1991年,耶魯大學最重要的兩個學科是歷史和英語,到了2013年,則變成了經濟學和政治學。這二十二年間的巨變,難道就是手機簡化口語惹的禍嗎?
話說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一語文教材,早前抽起了魯迅散文《風箏》,因而引起連場激辯,有網民認為,魯迅在語文教材中「淡出」,是「教育的悲哀」。
實情卻是魯迅並沒有完全「淡出」,他的作品仍被編入教材,只是由高峰期的九篇減至目前的六篇。問題也許並不在於《風箏》有沒有被抽起,或者教材選了魯迅多少篇,只在於語文教師怎樣教,初中生又如何感受文章的情味。
經歷了電視與手機的雙重洗禮,現代人(尤其是新世代)或多或少都有「閱讀障礙」,如果那不是「閱讀恐懼」的話──害怕閱讀(此所以報刊和書籍都被目為「夕陽行業」),因而害怕寫作(但不等於不會在網上誇誇其談),說穿了,現代人都活在一個「泛恐懼症」(panophobia,又稱萬物恐懼症)的時代,據說活地阿倫(Woody Allen)就患有此症,病徵據說正是害怕一切語文的表述,無藥可治。如此說來,那豈不就是一種「決定恐懼症」(decidophobia)嗎?
在中學和大學教語文的老師都不免對學生的寫作能力深表憂慮,美國資深傳媒人克林肯波格(Verlyn Klinkenborg)最近撰文指出:「人文學科的教學已深陷困境」,他引述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一篇報告,認為「幾乎每位在高等院校教過書的人」都有此經驗:「本科生會告訴你,他們承受着巨大的壓力,來自父母、來自債務的重擔,總的來說來自全社會」,因此都必須選擇學得更快、更能得到就業機會的學科,於是紛紛逃離人文學科。
人文基礎在閱讀
克林肯波格的文章非常沉痛地指出:當今的學生不是完全不會寫作,他們「能夠組合起一串串術語,堆砌起大段大段腹語般的句子結構」,他們也「能夠圍繞碰巧得到的主題和意識形態概念四散轉移」,因為只要能這樣寫,就能拿到了好成績,「但說到清晰、簡潔的寫作,毫無障礙地闡明自己的想法和情緒、描述他們身邊的世界」,對不起,他們都辦不到。也許這世界並不存在無需寫作能力的人文學科吧,因為人文教育正是一套原則的組合,最終目的,就是通過語文的閱讀和書寫,學習、理解、思考和分析人文世界:關於人類的文化、社會和歷史的源流。克林肯波格說得好:這樣的學習其實需要「清晰、直接、人性化的寫作」,一切基礎在於大量閱讀,因為那是「人文學科的根本」。
寫作能力重要嗎?
資深新聞工作者及專欄作家米高斯卡平(Michael Skapinker)早前撰文,討論寫作能力的重要性,當中有一個發人深省的小故事,足以令在高等院校教過書的人不勝感慨。
美國有一位老教授受到院長斥責,因為他堅持教學生怎樣寫作,他有五十年教學經驗,倚老賣老,對MBA班上的學生說:清晰的書面表達能力很有用,對職業發展尤其重要;但學生卻不那麼想,於是向院長提出強烈抗議,這位教授其後收到院長訓示:寫作並非必修,只能列為自願練習。
事情是這樣的:老教授在每周上課時,都會給學生安排一份作業:在課本中選出一個簡單問題,讓學生寫一張便條作答,他並會給這作業打分。他希望這項作業能檢驗學生的分析能力。但學生不僅毫不領情,更向院長投訴,理由是當今商界根本不需要什麼寫作能力,只要懂得用電郵或其他電子通訊方式交流,就已經足夠了。
依然重要
對於這位老教授的如此遭遇,不少人也許都會深表遺憾,但最終只能說一句「愛莫能助」。問題也許並不僅僅是寫作能力有沒有用處,而是一個人的寫作能力還牽涉到他如何表達他的想法,如何才可以表達得更好、更完整。
米高斯卡平對此也有他的意見:寫作能力儘管在現今職場上實際需求不大,但他也像那位可憐的老教授那樣,認為「寫作能力在一些工作中依然很重要」。
他又指出:學生「具備不錯的寫作能力,在就業市場上不會為求職者帶來額外競爭優勢」,但學生認為能通過Twitter、Facebook和短信,「寫一些短消息就足夠了,這種想法對嗎」?
他對此表示懷疑:「很難想像,學法律的學生在走上法庭的時候,還無法交出一份書面呈詞。我認為,如果一個銀行家會把省略號打錯,那麼對待我的血汗錢,肯定也會同樣粗心大意,而持這種看法的不大乏人,肯定不只限於我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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