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帝國主義全球戰略的政治哲學解讀

2003年3月26日

講座整理：李強

一）引子：美國為什麼要打伊拉克

最近幾個月以來在伊拉克問題上國際社會的和平努力最終未能阻止美國戰車的自身邏輯。03月17日布希對伊拉克發出最後通牒，03月20日，美國拋開聯合國，不顧世界各國的反戰浪潮，正式打響戰爭，圖窮匕現，將一個並不隱秘的謎底展示給世人：不論伊拉克作何種讓步，不論國際社會作何種懇求，美國一定要攻打伊拉克。

美國為什麼如此著迷地抓住伊拉克不放？國外以及國內的分析家們給出各式各樣的解釋。國內的分析家們大致給出三個解釋，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問題。第一個理由是石油。中國人因多年來所受的教育，比較注意從經濟的角度來分析。從經濟的角度一分析，發現打伊拉克，石油非常重要。伊拉克的石油，原來探明儲量是世界第二，現在據說是世界第一，打了伊拉克，控制了中東，對全球戰略的影響巨大。有人言之鑿鑿，計算出美國可以從伊拉克石油中攫取幾千億乃至上兆美元的利益。這非常重要，以至於有一個學者在電視上講，二戰以後有一個規律，石油的管道連著戰爭的管道，所有的戰爭都與石油相關。

我當時看了以後馬上想起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我還沒有聽說朝鮮和越南探明有巨大的石油儲量，有這麼一回事嗎？沒有這麼一回事，朝鮮和越南沒有那麼多的石油。二戰以後美國打的最重要的兩場戰爭都不是與石油有關。這個很簡單的例子說明，美國志在高遠，雖然和石油有關係，但比石油的問題要複雜得多。第二個理由，安全。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叫作《瞬間的力量》，講“9.11”事件是對美國人民的安全意識的一個巨大的衝擊。突然間，美國人意識到原來我們所講的安全依然是不安全的。國內有一個研究國際問題的著名教授，在電視上大力渲染“9.11”事件對美國大眾心理的衝擊。由於“9.11”事件的衝擊，美國人重新評估安全問題，認識到老的安全觀是不適用的。老的安全觀，就是拒敵於國門之外，他打來我還擊。現在必須有新的安全觀，就是要先發制人，消滅支援恐怖主義的國家。

這個看起來很有理，不過我這裡有一份材料，馬上就可以看到它是沒有任何道理的。1998年02月19日，一群著名人士給當時的克林頓總統寫了一封信，要求克林頓總統立即出兵，攻打伊拉克--就是今天這個事兒。在這上面簽名的有誰呢？他們的名字在今天看起來肯定毫不陌生。這上面有：今天的國防部長倫斯裴、國防部副部長伍夫維茨、著名的共和黨理論家威廉姆‧克里斯多夫、伊拉克戰爭主要戰略的制訂者理查‧珀爾等等，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當時他們提出來出兵打伊拉克的理由，一是要解放伊拉克人民，使伊拉克人民擺脫獨裁（Dictator）的控制。二是認為伊拉克仍然有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對美國構成威脅。所以，誇大“9.11”事件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實際上是非常沒有道理的。我待一會兒將會講到，美國的整個大戰略的轉變是從1994年開始的。但“9.11”確實給右派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儘快地說服美國人民接受他們的主張。

第三個理由是自由與專制、民主與獨裁的對立。美國的宣傳機器將這場戰爭描繪為自由與獨裁、民主與專制、正義與邪惡之間的戰爭。他們強調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強調伊拉克政權的邪惡與罪行，把美國攻擊伊拉克的行動解釋為民主與獨裁的戰爭，解釋為解放伊拉克的正義戰爭。

美國這麼講，國內有一些自由派人士也這麼認為。這種觀點認為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有義務到伊拉克去推翻獨裁，解放那裡的人民。這個是有些道理的一個說法，等待會兒分析完了才會覺得它有道理。

然而，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有幾百年的歷史了，為什麼美國今天才突然認為，民主國家有必要以一種武力的方式，解決另一個國家的民主問題呢？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很多，但民主國家能夠有這樣一種抱負，這樣一種努力，這的確是一個新現象。

下面，我就要給大家分析這種新現象。要想知道美國為什麼要打伊拉克，它下一步將會怎麼做，就要研究現在美國掌握權力的究竟是些什麼人，他們寫了些什麼書，他們要幹什麼。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用不著猜測。只要看他們的書，看他們的文章，就可以發現事情的真相。

二）新保守主義與美國外交

對目前美國外交大權影響最大的勢力是“新保守主義”。當前美國的共和黨並不是林肯解放黑奴時期的共和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共和黨經歷了一場保守主義的革命。構成這種保守主義革命的主要有三股勢力，第一股勢力是所謂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像海耶克（Hayek）那種的放任經濟。在美國經濟學界，從海耶克到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到諾斯（Douglass C.North）到布坎南（James M.Buchanan）都是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美國今天的經濟學系基本上是由新自由主義控制的，其基本的理念是批評羅斯福的新政，批評原來的社會福利政策，主張實行放任經濟。

第二股力量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義。這是一股非常龐大的勢力。但是，這兩股勢力所關注的主要是經濟和社會問題，真正主導共和黨的外交政策的是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

誰是新保守主義者？有一篇關於新保守主義的文章，對新保守主義者作了一番描述。文章說，新保守主義是一幫“喜歡轟炸、喜歡帝國的重量級知識份子”（pro-bombing, pro-empire heavyweight intellectuals）。他們大都是學者，很少有商界或軍界出身的背景。這些人最近被稱為“戰爭黨”（War Party），也有人稱他們為Neo-Cons，就是新保守主義的簡寫。“他們都是好戰的，但從來沒有在部隊裡面打過仗”，--都是當國防部部長、副部長、國防部高級官員、國防政策的研究者。他們以白人居多，年輕男士，年齡從30～50歲不等，很少有超過50的。

美國現在有一個很獨特的現象，老年人保守，年輕人激進；60年代是年輕人反戰，現在是老年人反戰。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從知識背景來講，他們大部分是讀政治學出身。這很不幸。我經常對同學們講，讀政治學如果沒有道德良知的話，對人類會造成比其他人更大的災難。文章描述說他們“大部分人從來沒有到過國外”，“從來不說任何外國語”（never speak any foreignlanguage）--這個講法不完全對，這些人雖然不講外國語，但他們中很多人精通拉丁語和古希臘語。

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誰呢？我經過網上的調查，發現這些人主要在共和黨裡面，也包括雷根民主黨派。我這裡只舉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個是理查‧珀爾（Richard Pole），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科學碩士，在雷根時期當過國防部副部長，現在的職務是美國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伊拉克戰爭的主要戰略制定者。他同時也是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

第二個人是伍夫維茨（Paul Wolfowitz），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對於伍夫維茨，相信大家都應該非常熟悉。他是很獨特的一個人。在雷根時期當過國防部次長（under secretary）。布希政府上臺之前，在華盛頓大學戰略研究所當所長。他於康乃爾大學數學系本科畢業。當時，史特勞斯的大弟子布魯姆（Allan Bloom）在康乃爾教西方政治思想史，伍夫維茨是數學系的學生，非常愛聽西方思想史的課，最後乾脆就放棄數學，到芝加哥大學政治系讀博士。

他是一個特別強硬的人，鷹派代表人物。布希主義的藍本就是伍夫維茨主義--布希哪有主義呢，布希牛仔沒念多少書，他哪來的主義。伍夫維茨才是美國真正的智囊（mind），國防部部長倫斯裴是聽他的。

第三名，通常被人稱為共和黨智囊、理論家，威廉姆‧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研究美國政治的人肯定知道他。他原來是副總統丹奎爾的助手、辦公室主任，丹奎爾卸任以後，克里斯托在哈佛教了一段時間的書。他是現在美國最紅火的一個右派雜誌《旗幟週刊》（Weekly Standard）的主編，並且是“美國世紀”協會主席。哈佛大學政治系畢業，師從曼斯費爾德（Mansfield）教授。曼斯費爾德是列奧‧史特勞斯在東岸的大弟子。

新保守主義的主要雜誌是《新共和黨》（New Republic）、《旗幟週刊》，這兩種是專門的雜誌。同時，他們又在《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著名的報紙擔任專欄作家，特別是《華爾街日報》，這幾年完全讓他們控制了。

現在美國的重要的智囊機構（think tank）除去極個別之外，全部是由新保守主義主導的。其中主要包括“美國企業研究會”、“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胡佛研究所，甚至布魯津斯研究所。現在美國的智囊機構中，大概只有兩、三個機構持明確的反對新保守主義的立場，一個是CATO Institute，還有一個是以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米塞斯命名的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這兩個機構明確反對新保守主義的對外政策。

在其他大部分智囊機構，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新保守主義是主流。現在美國有一個說法，說美國大學裡面的經濟系都是新自由主義者控制的，社會系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控制的，政治系都是列奧‧史特勞斯學派控制的，是新保守主義控制的。

三）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

要想知道新保守主義的戰略，就要讀他們的政治哲學。以上提到的那些人都是檯面上的人，最重要的人物在後面。他們都是外面搞政治的，他們得有政治哲學。他們的政治哲學是什麼？1994年美國共和黨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老布希總統競選落敗之後，共和黨裡面的極右分子發起了一個運動，要和美國人民簽訂一個“新契約”（New Contract With American People），我認為，這是研究美國共和黨政治轉變的一個里程碑。

“新契約”剛一出來，《紐約時報》就有一長篇評論文章，文章最後說，如果人們要理解這些新契約，一定要瞭解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教授列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文章把史特勞斯稱作新保守主義的“教父”（God Father）。

史特勞斯本人是一個非常學術化、靦腆的人。他是猶太人，生在德國，30年代因納粹上臺，擔心迫害--實際上還沒有輪到他受迫害--離開德國，先到英國，最後到了美國，到美國後非常幸運地在芝加哥大學教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

史特勞斯寫了一大批優秀的書，更重要的是帶出了一大批學生。現在美國政壇上最活躍的那些新保守主義者不少是他的學生或徒孫。剛才講的布魯姆是史特勞斯的大弟子，相當於基督教裡面的保羅，哈佛大學的曼斯費爾德則相當於基督教裡的彼得，（笑）那真是12使徒啊。

史特勞斯究竟是何等人？怎麼能有這麼大的力量，被稱為“教父”？應該說，史特勞斯是近代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之一，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將幾百年自由主義哲學的陰霾掃了個一乾二淨，徹底顛覆了自由主義的話語。如果從批判自由主義的角度言，所有後現代主義、社群主義和史特勞斯比較起來，都無法匹敵，都顯得膚淺。

史特勞斯講了些什麼道理？要想理解史特勞斯，首先要理解史特勞斯批評的物件，前面說過，史特勞斯顛覆了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是什麼？自由主義實際上是歐洲宗教改革的產物。歐洲近代早期新教改革以後出現了長期的宗教戰爭，造成歐洲巨大的痛苦。在這樣背景下，歐洲發展出了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講了一個什麼道理呢？以洛克為例，自由主義講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說，西方古代政治哲學的核心就是尋求美好生活（good life），如果讀古希臘、讀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話，就可以發現他們是在尋求美好生活。古代人相信存在一個美好生活，人們必須追求它。新教改革後，由於宗教的分裂，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內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經常互相打仗。自由主義作出了一個非常大的貢獻，就是提出文化多元主義或者說價值多元主義。也就是將美好生活的問題從政治中剝離出來，使它成為私人信仰問題。政治只解決秩序（order）問題。

我在《自由主義》一書中反覆講到這一點。政治就是讓俗人、庸庸碌碌的大眾能夠在一起過一種和平生活（peaceful life）。自由主義把美好生活降到了和平生活。這一點非常重要。

大家注意，自由主義的基本核心是價值多元主義，或者說價值相對主義。它把解決美好生活的任務交給個人，交給不同的宗教。由於有這樣的哲學前提，洛克發展出了宗教寬容理論：不同的宗教--當然，他當時主要指的是基督教裡的不同教派，以後的自由主義者逐漸把它擴展到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都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政治不需要捲入其中。這裡的政治包括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

政治的任務就是提供秩序。就國內政治來講，秩序就是主權國家、利維坦，就國際政治來講就是國際法。近代國際法的創立者都是廣義上的自由主義。

格勞秀斯，第一個近代國際法的創始人；邊沁，第一個使用international law（國際法）這個說法的哲學家。

自由主義是基本秩序的前提。在國內，它要求政教分離，政府這關心秩序，個人有良心自由、輿論自由，美好生活的問題由個人選擇；在國際上，它主張不同的主權國家都有尋求不同的美好生活方式的權利，不同的主權國家為了保證有一種秩序，就發展出了國際法。國際法目標就是秩序、和平。而不是保證所有國家都追求一種美好生活。

對於主權國家內部生活方式，包括政治統治方式，國際法實在是非常無力的。這套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應該說是從1646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進一步發展，二戰之後仍然沿襲這一制度，直到最近，一直是這個秩序。

從本質上講，《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前提就是承認政教分離。我想我用這麼簡單的話就構建了一個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我不知道這樣說是不是說簡單了。

在討論史特勞斯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批評之前，還必須介紹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二戰時期德國法西斯的皇冠法學家卡施密特（Carl Schmitt）。不理解施密特，肯定讀不懂史特勞斯。為什麼很多人覺得很難講清楚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因為要理解新保守主義就得讀史特勞斯，讀史特勞斯還得讀施密特，讀施密特又得讀韋伯，讀韋伯還得上溯康德，這樣扯得就沒完沒了了。

下面我就要讀讀施密特。

剛才講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達到新的高潮，中間經過了康德的永久和平的願望，威爾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提出一種建立國聯、實現世界和平的理念，所有這些理念都是希望建立國際法、國際政府、國際秩序來維持和平。然而，第一次大戰之後，雖然奉行威爾遜的國際和平理念，但從事實上來講，1919年的巴黎和會很不公平。和會對德國的震動尤其大，使德國人覺得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代表德國簽訂凡爾賽和約的威瑪共和國，從一開始就背上了簽約的重負。

凡爾賽和約的簽訂在德國掀起軒然大波。當時德國最優秀的法學家施密特激烈地批評了自由主義。施密特寫了一本非常出色的書，《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Political）。施密特這本書的目標是批評威瑪共和國的自由派。在施密特看來，自由派致命的缺陷就在於弄不清楚什麼是政治，頭腦裡有很多規矩：國際法、國際道德、國際秩序。

什麼是政治？施密特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解釋：政治的前提是區分敵人和朋友，政治就是保護朋友、殺戮敵人。自由派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種具備正當性（legitimacy）的政治，而施密特則認為政治本質上來講是關於衝突的，關於敵我衝突的。當然，有許多衝突是用非政治的方式來解決的，好比經濟方面的衝突完全可以用非政治的方式來解決，文化方面的衝突可以用非政治的方式來解決。但有一類問題涉及到根本的“身分”（identity）問題，涉及到你是誰、我是誰的問題，就是朋友和敵人的問題。這就是政治。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殺人，沒有多少道理可講。

德國的克勞塞維茨有一句名言：“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因為政治的核心問題就是區分敵友問題，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殺人。當時威瑪共和國的自由派非常天真地以為國際法、國際公約、國際正義、國際道德能夠還德國人一個公正，能夠使德國人靠自己的努力，辛辛苦苦勞動，建設一個美好家園。施密特說這根本就不可能。從政者應該知道政治是幹什麼的，應該弄清楚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對待敵人的時候，沒有任何道德可講。好比說戰爭中俘虜了敵人士兵，如果有些人受自由主義“毒素”的影響，可能會說根據《日內瓦公約》善待俘虜。施密特則會說：對不起，慢，你要弄清楚你在幹什麼；如果善待俘虜有利於維護我的利益，我就善待，如果善待俘虜不利於維護我的利益，我就不能善待。

施密特認為政治的基礎是區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政治本質就是站在朋友的立場上打擊敵人，任何道德，無論是自由主義的那種人道主義、人權理念，還是基督教的抽象的普遍主義的道德，都不應該混淆了區分敵友。

史特勞斯對《政治的概念》評價極高，並於1933年寫了一篇書評，這篇書評是理解史特勞斯的關鍵。史特勞斯認為施密特講得非常好，把政治的本質揭示出來了：政治無他，區分敵我而已。但問題在於，施密特還沒有徹底擺脫自由主義的毒素。在書評的結尾，史特勞斯寫道：“我們曾經講過，施密特是一個在自由主義的世界上承擔起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在此我們是指他對自由主義的批判發生在自由主義的世界之內，他的非自由主義傾向仍然受制於無法克服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因此之故，人們只有成功地突破了自由主義世界，才算是完成了施密特提出的對自由主義的批判。”

為什麼說施密特還在自由主義世界裡面呢？在史特勞斯看來，施密特根本的錯誤就在於，他是在政治神學（political theology）的基礎上區分敵友的。

根據施密特，朋友和敵人是平等的，基於政治神學--不同身分、不同信仰--所作的敵友區分，敵人和朋友本質上並沒有正確與錯誤、高尚與卑劣的差別。在史特勞斯的眼裡，這仍然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諸神之爭，仍然是自由主義的文化多元主義，因此施密特並沒有跳出自由主義的視野。而要想徹底批判自由主義，必須跳出自由主義的視野，這一點構成了史特勞斯畢生著作所關懷的重大主題。

怎麼跳出自由主義的視野？大家如果有人研究過史特勞斯，會注意到他寫過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一書--中文翻譯為《自然權利與歷史》，這裡的Right應該翻譯“正當”，即“自然正當與歷史”。

史特勞斯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什麼是政治哲學》），史特勞斯研究過霍布斯，寫過馬基維利、柏拉圖、前蘇格拉底。通過這些研究，史特勞斯構建了一個對西方思想史的全新的解釋。

古希臘政治哲學的核心是要尋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內容並非因人而異，而是只有一種美好生活--符合自然正當（natural right）的生活。在史特勞斯看來，這是古希臘智慧的告誡。史特勞斯的學生布魯姆的名著《走向封閉的美國心靈》（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書中認為美國許多人不讀古希臘哲學，因此弄不清楚人要追求一種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具有特定內涵，它符合自然正當。在史特勞斯看來，這樣一種追求是一個偉大的傳統，但近代以來逐步被自由主義破壞了。

怎麼破壞的呢？罪魁禍首就是實證主義（positivism）。實證主義把美好生活忘掉了。從馬基維利開始，政治的範圍一步步縮小。政治在古希臘是追求美好生活；到了馬基維利、霍布斯的時候還可以追求一個良好秩序（good order）；再到以後的盧梭，發生一個大轉折；最後到了希特勒變得一塌糊塗。20世紀是最糟糕的世紀，但其根源要追溯到馬基維利、霍布斯。所以史特勞斯提出偉大的號召：回到古希臘，追求自然正當（美好生活）。

什麼是“自然正當”呢？從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的導言中我們可以看出，natural right不是自然權利，而是自然正當。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正當的，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不正當的。這樣一來，施密特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在史特勞斯這裡徹底完成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爭就不再是多元文化之爭，而是高尚與卑鄙、美好與醜惡、文明與野蠻之爭。

大家要注意，只有理解了施密特才能理解史特勞斯。施密特的核心是把政治化為敵我的衝突，取消了加在政治之上的一切道德和法律束縛。在史特勞斯這裡，敵我的區分又與自然正當聯繫在一起，將敵我問題變為自然正當與不正當的問題。施密特那裡殘存的朋友與敵人在道德上的平等不復存在了，在朋友、自己人身上蒙上一層自然正當的神聖靈光。

四）美國國際戰略的政治哲學分析

這樣一種政治哲學對於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國際政治有什麼含義呢？我們可以通過比較新保守主義和其他近代以來的國際政治理論來理解它的含義。

首先，新保守主義很顯然不同於傳統的自由主義。前面說過，傳統的自由主義尋求國際法、國際秩序、國際組織，尋求一種更高的道德。要瞭解傳統自由主義，你可以閱讀康德的著作，瞭解美國總統威爾遜、卡特的觀點，這些都是傳統自由主義。就國際政治而言，它尋求一種國際的治理和國際的組織，尋求一種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它尊重現存國際法的基本秩序，且試圖把這個秩序從虛的國際法--國際法不是一個由主權支援的法--進一步細化，建立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

新保守主義也不同於法西斯主義。施密特的理論實際上是法西斯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的最好闡釋。從施密特的理論看，法西斯主義一種“防禦性”（defensive）的理論。在國際政治方面，德國法西斯主義最核心的部分是“新門羅主義”--“中歐是中歐人的中歐”，提出要給德國要開闢生存空間，加入國際政治的權力俱樂部（power club）。法西斯主義從來不奢望改造整個世界，拯救整個世界。

新保守主義也不同於傳統的現實主義，譬如像摩根索、季辛吉等人的觀點。現實主義追求的是各國在一個秩序裡面的權力平衡，主張用權力制約權力，它並不追求一個遠大理想或目標。

今天新保守主義的目標是新帝國。為什麼叫新帝國？我剛才講到，新保守主義者不講外語，他們不學中文，也不會阿拉伯文、日文，但他們研究古希臘、古羅馬，有許多人都是古典問題研究專家。他們熱衷於討論羅馬帝國與大英帝國。尤其是羅馬帝國，激起新保守主義的無限嚮往。

羅馬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個帝國，從羅馬共和國的建立到羅馬帝國的解體，前後近千年。羅馬共和國時期恰恰是羅馬軍事力量最強、打仗最厲害、佔領領土最多、帝國事業最鼎盛的時期。在今天的新保守主義看來，羅馬人把人類追求共和的理念與個人美德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偉大的共和國。他們認為，這個共和國就是美國共和國的雛形。

當年美國的國父們（founding father）在寫作《聯邦黨人文集》的時候所用的筆名都是羅馬共和國時期的人名。在他們心目中，美國就是羅馬共和國的再生。當代美國新保守派覺得，美國可以完全超過羅馬，超過大英帝國，在世界上建立一個全新的帝國--既能夠體現人類美德，又能讓全世界人都過一種美好的社會。我建議大家有機會看一看關於新帝國的討論。現在美國國內，研究羅馬共和國史特別時髦。

古羅馬帝國為什麼滅亡？孟德斯鳩的解釋是因為共和國轉變為帝國，喪失了自由。美國人今天能不能夠做到既對外擴張又在國內不喪失自由，從而完成一個全新的帝國。

追求新帝國的目標，具體要幹什麼呢？講到這裡我要提到杭廷頓《文明的衝突》。杭廷頓本來是個自由派。他看到世界上的秩序沒辦法統一，提出文明的衝突。然而對文明衝突的研究為新保守主義提供了大致的圖景（map），使人們對西方文明與它的邊緣有了一個大的瞭解。

在他們看來，有兩塊地方構成了對西方文明的挑戰，一塊是伊斯蘭教，一塊是中國。幾千年以來，那裡傳承了不同於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伊斯蘭教地區與中國不僅是對西方文明的挑戰，而且它們本身具有文明。如果完全沒有文明的話--像非洲那樣，是無所謂的事情，因為沒有文明，就沒有凝聚力。然而，在新保守主義看來，那裡的人們所過的可能是一種邪惡的生活，受了蒙蔽而不自知。這樣，為了實現新帝國的理想，為了能夠讓這些在其他邪惡文化影響下的人們過一種“美好的生活”，新保守主義者在他們的著作、文章中大致勾勒出他們的全球戰略目標。

作為這個目標的第一步，伊拉克必須打。伊拉克是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地區，是阿拉伯文明的旗手。打任何國家都不如打伊拉克對阿拉伯文明震動大，正所謂擒賊先擒王，就是這個道理。伊朗雖然也“光榮地”被列入邪惡軸心，但伊朗是一個波斯國家，與阿拉伯文明不是一回事。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天然的領袖。

打下伊拉克後，下一步的目標會是誰呢？克里斯托曾經在國會作證，認為沙烏地阿拉伯表現很不好，“9.11”事件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恐怖分子有很多聯繫。如果在伊拉克能夠建立民主制度，就會對沙烏地阿拉伯起到示範作用。如果美國再能夠幫助沙烏地阿拉伯進行民主化的話，就可能在兩個重要阿拉伯國家建立起美國可以信賴的政府。再回到石油問題，最大的兩個石油的國家就控制了。伊朗、敘利亞、利比亞都屬於支援恐怖主義組織的國家，或邪惡軸心國家，將逐步一個一個地被解決。

新保守派一個學者寫了一篇很有特點的文章“What is the next？”（《下一步是誰？》），對美國在伊斯蘭教世界的目標作了仔細描述，講得十分直白。

但這些只是一部分，伍夫維茨主義認為還有一個對西方最根本的威脅--中國。中國與美國的關係由克林頓政府時期“戰略合作夥伴”（strategic partnership）變為“戰略競爭夥伴”就是伍夫維茨首先提出來的。

伍夫維茨有一篇文章來解釋什麼叫“戰略競爭夥伴”，所謂“戰略競爭夥伴”就是敵人，但說敵人不大好聽，就變成了戰略競爭夥伴。伍夫維茨講中國是21世紀對美國威脅最大的國家。為了最終對付中國，朝鮮就是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伍夫維茨在國防部任職期間一直致力於推動導彈防禦體系的建立，主要目標應該說與中國相關。如果能逐步解決伊斯蘭教世界與中國，在新保守主義看來，美國就可能基本實現新帝國的遠大目標。

五）新保守主義的困境：道德帝國與邪惡帝國的悖論

新保守主義是否會成功？美國的新帝國主義目標是否會實現？在分析這一問題之前，我想首先分析美國新帝國主義目標的內在困境，這就是道德帝國（moral empire）與邪惡帝國（evil empire）的悖論。

道德帝國是美國人的自我感覺。新保守主義者認為美國是羅馬共和國的再生，認為自己是道德帝國。邪惡帝國則是冷戰期間西方理論界用來形容蘇聯的，這個術語是雷根總統首先提出的。

美國人決不會承認自己是邪惡帝國。新帝國所聲稱的目標看起來在道德上是非常合理的。這裡要提到上個星期來北京訪問的福山以及他的The End of History，中文翻譯為《歷史的終結》，但福山專門指出，end也包含目標的意思，因此，他的書也可以翻譯為《歷史的目的》。

福山是史特勞斯的大弟子布魯姆在康乃爾大學的學生。在上星期的座談中，福山說他師從布魯姆有一個最大的收穫，就是學到了對道德相對主義的批評。之後，他開始學習希臘文，認真鑽研希臘典籍。經過布魯姆的介紹，他追隨法國左派大師柯耶夫認真研讀黑格爾哲學，最後得出一個宏大的理論：歷史的終結。

歷史怎麼會終結呢？他通過解釋黑格爾，認為人類的歷史本身是由於人具有兩種衝動：追求物質利益的衝動與追求承認（recognition）的衝動。追求物質利益的衝動導致生產、市場、交換，但這並不構成政治秩序。構成政治秩序的原因在於人們要追求承認，也就是霍布斯所講的追求榮譽（honour）。任何一個人都想得到別人的承認，由於想得到承認，人們之間就戰鬥--戰鬥經常是為承認，為了利益而戰鬥的很少。有的人被打敗了，被打敗之後只好把自己對承認的追求交出去，換取生命，就出現了主奴關係。根據黑格爾，人類歷史一直是主奴關係，所有的民族之間的衝突、階級之間的衝突，其核心都是主奴關係。

現在，福山講，自由主義民主給人類找出一個最終的、基於普遍主義基礎上的承認，人人都可以得到承認，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不當奴隸，那就是美國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所以史特勞斯的學生們希望能夠幫助全世界人們過一種美好生活，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成為大帝國的基本理念。

福山這樣講就把新帝國的道德至高無上性展示出來了。人類追求的最終目標就是一種被承認。幾千年來，人們都沒有很好地被承認，某些人的被承認往往建立在其他人的不被承認的基礎上，從來都是主奴關係。美國人以古羅馬共和國為榜樣，在新大陸建立起一個能夠人人都能夠得到承認的制度，於是它覺得自己是道德帝國。

但是，在我看來，這個道德帝國的行為又有邪惡帝國的特點。為什麼這樣說呢？

史特勞斯學派所講的是政治哲學，而不是政治神學，他們認為道德要經得起理性的審查，理性揭示了“自然的正當”。一切現存的、各種文化發展出的道德，都不具有權威性，不能要求人們服從。在他們看來，現實社會中的正當、法律--包括國際法和國內法--的正當，都是實證法的正當。政治哲學就是要用理性來審查那些道德是自然（natural）的，那些道德不屬於自然正當的。

為什麼說他們所追求的道德帝國會和邪惡帝國相聯繫呢？這是因為，第一，這種道德帝國的理想與其對實際利益的追求從來也分不清，其自身的利益總是與道德目標混在一起。第二，尤其令人感到可怕的是，由於要追求自然的正當，因此這種道德帝國可以完全不顧或完全蔑視所有現存的道德和法律。它要帶人們跨越近代自由主義以及啟蒙運動所造成的後果，跨越文藝復興所造成的後果，跨越中世紀的基督教，直接回歸到古希臘，尋求正義、自然的正當。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理論。

讀布希的宣戰聲明，就可以發現裡面一些話很值得分析。布希說，美國是要解放中東地區飽受苦難的人們，經受很多折磨的人們，給他們帶來更文明的社會。這就是說，發動這次戰爭不需要考慮世俗的法律、道德，而是要追求的是自然的正當。這裡的自然不是基督教意義上的上帝，是古希臘的自然。

自然理性告訴了我什麼是正當的，什麼是不正當的，正當的我就去做。所有世俗的法律、人間的法律、人間的道德用施密特的話來講都是自由主義的那些懦夫們創造出來的。自由主義是非常懦弱的主義，它在國家利益之上加上了更高的人道的東西。這種理論以追求自由、民主與人權為口號，閹割了這些口號所包含的人本主義內涵。

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不同的大文明在世界不同地方生存、延續。在自由、民主這些價值觀被許多人接受以前，人類的幾個大的文明就共用著一些基本的價值。

我理解，所謂大的文明、文化，其核心就在於羅爾斯所謂的“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cession），即各個大文明共用的價值。其中最核心的是人道的觀念，對生命的尊重。中國的儒家講惻隱之心，不忍之心。如孟子所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對禽獸尚且如此，何況對人乎？基督教、伊斯蘭教都包含著此類理念。

在新保守主義價值觀裡，這些抽象的、普世的價值觀不具有任何意義，具有意義的是朋友與敵人的區分，而這種區分又被想像為正義與邪惡的區分。由於我們是自由、民主的國家，他們是不自由、獨裁的國家，我們對他們的一切不人道行為都具有神聖性。一些美國人可以在充滿愛心地談論人權的同時心安理得地轟炸手無寸鐵的平民、兒童而絲毫不含愧疚之心，這確實讓人大開眼界。

人們有理由擔心，對帝國的追求、愛國的信念會逐步蠶食這個民族的道德良知，美國民族會蛻變為一個道德上破產的民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毫不猶疑地將美國稱為邪惡帝國。新保守主義能不能夠成功？在我看來，它將面臨著三個方面的阻力。

首先是西方以外的文明恐怕不輕易接受別人將一種“美好生活”強加於它們。從這幾天的伊拉克戰爭我們可以看到，它並不接受一種由巡航導彈運載的“美好生活”，它要反抗。人類社會在幾千年的發展中產留下今天幾個大的文明系統。這些文明，如阿拉伯文明，有其自身的政治智慧與凝聚力，決不是可以輕易被消滅的。

第二個問題是老歐洲跟不上美國的腳步，從而導致西方的分裂。美國人由史特勞斯帶領，穿過時空，超過了啟蒙運動，穿過文藝復興，拋棄了基督教的無稽之談，一直回到古希臘，從柏拉圖那裡汲取營養。而老歐洲受自由主義毒害太深，跟不上美國人的思維。歐洲人在國土上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他們不喜歡戰爭，追求和平，滿足於近代文化多元主義秩序。他們也沒有回到古希臘、古羅馬實現大帝國的夢想。法國、德國是最明顯的例子。

法、德的政治家雄圖大略，看出問題所在。當時法國有個議員說，你說你是羅馬，我就是高盧，為什麼這樣說（So what）？羅馬當時有高盧戰役啊（笑）。小平同志曾說過，歐洲是和平的力量，這個話講得一點都不錯。當然，法國和德國也有戰略的考慮，它們對美國的抵制實際上重申了他們在歐盟的領導權。如果法國和德國在聯合國不和美國較一下勁，歐盟就麻煩了。

德國、法國站起來之後，可能會導致老歐洲的保守主義政黨逐步被排擠出政治舞臺，就留下英國孤苦伶仃，也許還有西班牙，西班牙是另當別論。英國孤苦伶仃地支援美國，但英國的利益還在歐洲，以後會面臨很大壓力。所以法國和德國一下站起來之後就重申了在歐盟的領導權，在危難之中為歐盟重新確立的方向，這是非常大的事情。而且由於法國和德國在聯合國不給美國開綠燈，導致美國在伊拉克周邊國家不能夠順順利利地開闢很多戰場，大大延緩了美國得勝的時機。

第三個方面是美國兩大傳統--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之間的張力。美國傳統既有自由主義的傳統，又有共和主義的傳統。一方面，共和主義傳統強調美國是一個大的共同體（community），強調為共同體而戰，為了國家利益而戰。另一方面，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強調人的權利、人的價值。強調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之上有一個更高的人道主義的追求。用羅爾斯的話來講，人道主義是所有大的文化的“重疊共識”。這種“重疊共識”，你可以在基督教裡發現，可以在儒教裡發現，可以在道教裡發現，也可以在佛教裡發現。

現在史特勞斯把人們帶回到古希臘，把自然正當、自然正義、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作為至高的東西，把美國人的共和主義傳統帶到區分敵我的政治上來。但是，美國還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傳統。這樣必將造成美國人內心的分裂，必將使他們越來越強烈地感覺邪惡帝國和道德帝國的衝突，這種衝突會折磨美國好幾代人。在布希發表最後通牒之後，美國一位最老的自由派參議員的講話表達了這種道德帝國與邪惡帝國的張力，他講到，“今天，我為美國哭泣。美國再也不是那個強大、仁慈又熱愛和平的國家，那個受到國際尊重的國家。”他警告，美國將會為帝國夢付出代價。這個代價也就是不少美國學者所標榜的“軟權力”的喪失，美國在世界上可能會相當孤立。美國可能低估了世界各國追求和平的願望並為此付出代價。這種張力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美國今後若干年國際戰略的走向。

美國戰略的天平向哪邊擺，伊拉克戰爭至關重要。如果戰爭順利，新保守主義就會更進一步得勢，進一步追求新帝國的夢想。反之，如果戰爭損失較大，或在戰後問題很多，追求新帝國的勢頭就會有所遏制。

一百多年前，韋伯在分析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時提到，西元九年羅馬人在條頓堡一次不起眼的戰爭的失敗是羅馬衰亡的轉捩點。這次戰爭後，羅馬人逐步放棄了戰爭與擴張的戰略，從而導致奴隸來源的枯竭，導致羅馬經濟的危機。今天的伊拉克戰爭相對於美國的戰爭機器而言是一場微不足道的戰爭。但戰爭的慘烈、零傷亡神化的破滅、戰爭引起的人道主義危機是否會使這一場小小的戰爭成為新帝國的條頓堡之戰，我們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