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進入新貧窮年代？ - 占飛

2011年8月22日 - 信報

香港是否已經進入一個新貧窮年代？根據樂施會的調查，在這個表面富裕的社會，每六個貧窮家庭就有一個家庭經常要捱餓。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估計，全港至少有一千個無家可歸、冇瓦遮頭的露宿者。還有更多更多的香港人因為無法負擔昂貴的樓價和租金，而棲身於環境非常惡劣的劏房和危樓。貧窮在香港有一百副面孔，但絕望的眼神則一。

香港的打工仔愈來愈似《被用完即丟的一族：全球經濟下的新奴隸制度》（Disposable People: New Slavery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所形容的那些「生而自由，卻無可奈何地加入奴隸行列」的人。英國學者貝雷斯（Kevin Bales）在這本1999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奴隸在今日表面富裕的世界不僅沒有絕迹，反而每天都在增加。他們就像蜘蛛，存在於我們生活世界中的每個角落，而經濟的黑暗空間是他們最佳的藏身之所。

窮人慘成經濟奴隸

他們往往只為了幾十或百多美元的代價，即別無選擇地終身為農奴、工奴、礦奴、船奴或者妓奴。這些新奴隸的命運比起古代的奴隸更慘：在過去，奴隸很昂貴，屬於奴隸主人必須保護的資產。今天的奴隸則只不過是製造低階產品的廉價勞動力，因此可以用過即丟。 僱主不會為奴隸提供健康保障，甚至待他們一過了工作盛年，就不會繼續聘用，更遑論加以照顧了。

生活在香港，我們對極端的貧與富、權力與無力的對照和並列（juxtaposition）已經習以為常；而貧富懸殊也早已被接受為一個富裕、高度發展的社會常態和現狀。就連耶穌在《聖經》也說：「貧窮將與我們常在」（The poor will always be with us）。這種想法被普遍接受為傳統智慧，甚至不辯自明的真理，因為它幫助我們迴避了一個難堪的事實：說到底貧窮不只是一個經濟、社會政策或者資源分配的問題，它還是一個道德問題。

富人幫窮人為自利？

要解決貧窮問題，要幫窮人從自陷於貧窮而無法自拔的狀態中抽身出來，社會中的有錢人（the haves）必須老老實實地問自己，我能夠幫窮人（the have-nots）一把嗎？在一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崇尚經濟理性和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體制內，窮人不僅不會得到、也不配得到富人的幫助。可是不要忘記，Adam Smith在《原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裏面，除了強調「分工」和「市場的無形之手」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人的「誠信」、「互助」和「利他」，是確保市場能夠有效運作的基本條件。

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絕對不會是一個和諧、穩定和重視人價值的公民社會。從這個角度看，富人幫助窮人，不過是一種明白利害關係的自利行為（an act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