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辯時代的終結 - 林沛理

2010年7月24日 - 信報

1955年4月，兩年前中過風、年逾八十的邱吉爾卸任首相，象徵英國政壇的雄辯時代正式終結。英國歷史學家卡納迪恩（David Cannadine）在《邱吉爾的影子裏》（In Churchill's Shadow）一書中便指出，隨着老邱退出政壇，一種視野的廣闊（breadth of vision）、表達的詩意 （poetry of expression）和言詞的華麗 （splendor of utterance），在英國人的公眾生活中再不復見，相信在未來的日子也難以重現。

這固然是因為英國的國力今非昔比，政治領袖已毋須再以雄辯去燃起國民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的雄心；更何況在一個傳媒以取悅庸眾為己任的反精英社會，警句琳瑯的演說往往被當作言不由衷的賣弄學問；或者拒人千里的故作高深。更關鍵的，是今日的領導人、政客以至公眾人物，絕少會像邱吉爾那樣，用「血、苦、淚和汗」（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去鑄造由無可挑剔（word-perfect）的句子組成的演詞。評論家說邱吉爾的演說是「只能夠在溫室裏才可以培育出來的嬌嫩植物」（hothouse plant），就是這個意思。難怪邱吉爾之後，英國的首相不再雄辯滔滔，頂多只能夠在重要關頭，吐出一兩句令人留下印象的俏皮話：威爾遜的「對從政者而言，一星期之內可以發生的事情太多了」（A week is a long time in politics）；戴卓爾夫人的「你要轉軚的話，請隨便。這位女士是轉也不會轉的」（You turn if you want to. 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馬卓安的「不開工就閉嘴」（Put up or shut up）。

邱吉爾最偉大的一篇演說，於1940年6月18日先於英國下議院發表，其後再向全國廣播。當時納粹德國即將發動不列顛大空戰（The Battle of Britain），英國正處於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邱吉爾的「不可能任務」（mission impossible），是要在一團漆黑的絕望之中讓人看到光明，以發自肺腑但同時又千錘百煉的語言去振奮人心、激勵士氣，甚至喚醒國魂。大敵當前，如何找到迎上前去的勇氣 （where does the courage come from）?這篇傳誦千古，令邱吉爾名垂青史的演說，就是最圓滿的答案。邱吉爾訴諸的，是民族最高貴的情操和最激越的道德想像力。

決戰前夕，邱吉爾不打誑語、不說廢話，劈頭就告訴國人天地變色的大戰即將展開，以及當中涉及的利害關係與勝敗的巨大分野。他強調，對方的實力和決心無可懷疑：「敵人在盛怒之下，很快就會用盡一切力氣對付我們。希特拉知道，如果他無法在這個島上打敗我們，他就會輸掉這場戰爭。」（The whole fury and might of the enemy must very soon be turned on us. Hitler knows that he will have to break us in this island or lose the war.）

邱吉爾直言，這是一場許勝不許敗的終極之戰：「假使我們勇敢迎戰，整個歐洲都可能會得到自由；而世人的生活亦會向前邁向陽光普照的遼闊高地。假使我們戰敗，全世界，包括美國，都會墮進新黑暗時代的深淵。」（If we can stand up to him, all Europe may be free, and the life of the world may move forward into broad, sunlit uplands. But if we fail, then the whole worl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ink into the abyss of a new Dark Age.）

最後，他以豪邁而清醒、深厚而激情的筆觸，賦予為國家、為民族和為全人類而戰的英國人一種英雄式的悲壯與史詩式的華麗 （epic grandeur）：「就讓我們鼓起勇氣去完成任務，一展我們的本色；那麼即使大英帝國和聯邦有一千年歷史，世人仍然會說，這是他們最輝煌、燦爛的時刻。」（Let us therefore brace ourselves to our duties, and so bear ourselves that, i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its Commonwealth last for a thousand years, men will still say, "This was their finest h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