癱子重德，瘋子重智 - 占飛

2012年10月26日 - 信報

2012年還有六十多天才完結，但此刻倒可以肯定，這一年是「大去之年」──早些時，江湖異人南懷瑾（94歲）走了，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95歲）走了，這兩天更是噩耗頻傳，一代武術宗師呂紫劍（118歲）和哲學大師勞思光（90歲）也相繼走了，執筆撰寫此文之際，台灣傳來消息，民俗彩繪宗師陳壽彝（80歲）亦與世長辭了。

那麼頻密的大去，即使死者都得享高壽，倒也真的教人惶然，那就不禁像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也許不必理會孔子如何回應了，勞思光在《歷史的懲罰》一書有一段話，大概可以暫且充當答案：「我們今日面臨最大的歷史苦難，就是因為上代人類所欠的債務太多。」

歷史不容人類賴債

在勞思光看來，「歷史不容人類賴債，所以人類對歷史之債務必須清償；歷史也不會向人類賴債，所以人類也不必怕當前的努力成為虛擲。」那是因為「人類永可在當前作自覺的努力改正已有的錯誤，也就是，永遠有清還債務的能力……還可以有新的努力，留下新的正面種子；這些種子即將成為人類對歷史的債權所在。」

勞思光著作等身，可也像南懷瑾那樣，好一些著作都是由弟子記其所述，輯而成書。《歷史的懲罰》一書是否勞親撰，待考，他在自序中說：「我覺得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各有缺陷……中國文化精神，以『重德』為特色；它的弊病是不能成就任何的實際力量（「德」所爭在「好壞」，不在「強弱」），不能解決任何外在問題（德可以生出一種臨事的態度，但不生出力量了；而解決在問題所需的力量，必須努力養成，不是自然就有的。」

勞氏認為中國文化境界高遠，但卻是一個「癱子」，而西方文化精神「重智」，但「弊病是將主體性盡量排斥，以致不能有什麼價值的肯定……人類生活完全成為互相為敵的生活，像森林中爭食的野獸一樣，儘管熱鬧精采，實際上卻只是一個瘋子」；故此，他認定「癱子的病招來中國的苦難，瘋子之病生出世界之苦難（因為瘋子現在正在支配世界呢）」。

《歷史的懲罰》也有此說法：「流氓詭論的盛行，許多人一方面用這種詭論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也聽慣了別人用這種詭論而不以為怪。詭論漸漸變成了『正常』；它直接地破壞了是非標準，間接地養成人們排拒正論的心理趨勢。」據此，勞氏此書正是要「為文明解咒」，繼而「為文明立法」。

當然，有好一些知識青年（尤其是內地哲學系高才生）看不慣勞氏二元對立（重德與重智，癱子與瘋子）的論述方式，更認為那就是「歷史決定論」，甚或乾脆引述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歷史決定論的困境》（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直指那只是「歷史宿命論」，以致將社會學等同於物理學。

四重自我三重天

然而，好辯的知識青年往往缺少卡爾波普爾的開放態度，也忘了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有此辯證的說法：「也許我是錯而你是對，但只有我們一起努力，才可以更接近真理……」

卡爾波普爾嘗言，「真正的無知不是知識的貧乏，而是拒絕獲取知識」，明乎此，多讀勞氏著作，始可得窺《新編中國哲學史》的要義，比如「自我境界」可區分為四類：其一為「形軀我」（生理及心理欲求為），其二為「認知我」（以知覺理解及推理活動），其三為「情意我」（生命力及生命感），其四為「德性我」（價值自覺）；比如論「天」，也區分了「人格天」、「自然天」、「形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