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9月26日 - 蘋果
許多年前的一個傍晚，我走進一片疏落的樹林。光線漸暗，風勢漸強，我只顧着低頭跟蹤蟻群的去向，不顧頭上撫過多少榕樹的氣根與尺蠖的唾線，直到我感覺前方一團紅影晃動。猛抬頭，差點就撞上一個廉價的塑膠袋，定神一看，裏頭竟然裝了一隻死貓。它就這麼吊在一根橫在半空的樹枝底下，隨風輕盪。
第二天，我告訴同學這個意外的發現，他們卻道是平常；原來人們總是把貓吊在樹上。當時我沒聽清，還以為大人恨貓，遂以如此陰狠的手段處死牠們。很久以後，我曉得那不是處死，而是處理貓屍的方式。台灣民間有這傳統，狗死流水，貓死上樹。據說這是因為貓有邪性，死也不能讓牠着地。可是，在我還未來得及瞭解真相之前，一座吊滿了死貓的樹林的形像就已經穩穩植進了心裏。對我來說，那是一場大屠殺的痕跡，也是我殘暴少年的象徵。
我透過一座懸掛死貓的樹林的意像去總結自己的童年，並且循此回溯記憶中的卑鄙黑暗，是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空氣中彌漫着大規模暴力氣息的時段。鄉社祭神那天的清晨，我總能聽見豬公被宰時的嚎叫；黃昏時份，我常常看到一群青年在路上追打三兩校服不整的學生。我也是，鼻腔老是可以感到血氣上湧的味道；不敢打人的時候便用手逐一撕落蚱蜢的腿腳，或者把各式不知名的昆蟲放在滾燙的燈泡上炙烤。
我的嗜血，究竟是來自天性？還是（套句俗話）社會的錯呢？要瞭解這個問題，我實在有太多的書可看，因為人類從來就着迷於種種不可言諭不可形容的邪惡與黑暗之極致經驗，並且努力地以最大的想像力把它們呈現在言文的形容。所以但丁《神曲》的地獄永遠要比天堂吸引，也永遠能夠喚來更多的詮釋和演譯。你看，就連電腦遊戲都用但丁筆下的地獄當主題；天堂根本不好玩，它太乏味了。
最近讀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路西法効應》（The Lucifer Effect），我感到一種誘惑，因為它似乎想告訴我，我本來是個好人，全是環境讓我變得這麼壞。關於人何以殘暴的問題，我們知道性格論與處境論是兩套截然不同的進路，很多人相信這是性格甚至基因的決定，但也有人主張處境屬於後者，它講的原是一場奠定處境論的經典實驗。
那就是有名的「史丹福實驗」了。四十年前，還很年輕的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津巴多設計了一座監獄，把自願參加實驗的學生分成兩組，一組扮演囚犯，一組扮演獄卒，看看他們怎麼適應角色，融入環境。這個實驗原訂兩週，卻不得不在短短的五天之內被迫中止。因為那些學生演得實在太好，平日友善溫和且善解人意的大學生竟然一夕間成了虐待狂般的凶惡獄警，受盡凌辱的「囚犯」則迅速進入狀況懂得委屈求存的門道。這個實驗震撼學界，是後來教科書裏的著名案例。津巴多直到三十多年之後，才以這本專著親身剖析當中細節。幾天的經歷，幾百頁的篇幅，他鉅細靡遺地報告了那場實驗的來龍去脈。最叫人驚訝地，還不是那些學生的變化；而是他身為主持實驗的負責人，居然也渾然忘我地化身為一個對眼前失控情狀視若無睹的「典獄長」。
津巴多的結論是只要穿對了制服，設定好背景和制度，再接受一整套似乎言之成理的說法；一個曾經活人無數的醫生的確可以在集中營裏調整毒氣的濃度，一個子女隔天就在你家過夜的親密鄰居也的確可以忽然掄起砍打劈死你的小孩。簡單地講，他是在用心理學上的紮實研究證明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的「平庸之惡」。
我犯過的錯不可盡數，不得告人的陰暗盡在心底。那麼，這一切是否皆由處境而來？好比文革，總有人想從文化、歷史以及意識型態的根源裏尋找父子反目與摯友互相出賣的答案。必須承認，這些研究也好《路西法効應》也好，它們都有說服力。可是我很害怕，因為它們太容易就會反過來成為開脫罪過的藉口。當年有人誤解漢娜．鄂蘭，以為她想替看起來十分知書達禮的艾希曼辯護，說他只不過是一個邪惡制度的跟屁蟲，甚至還是納粹的另類受害者。他們被漢娜．鄂蘭的文章激怒了。一個殺手就是一個殺手，他怎能把責任推到制度身上？這絕非漢娜．鄂蘭的本意，不過我明白這些人的憤怒。
是的，人會受環境影響，人會被制度改變，人會被意識型態洗腦；但為甚麼偏偏我會是那種「人」？從全稱的「人」到這個「我」之間，豈不有着太寬太深的鴻溝？這個能思考能行動的「我」要如何跳躍，才能到達那個無法避免罪惡之必然的那個「人」呢？莫非任何一個穿上獄卒制服，拿起手銬和警棍的人都一定要變成那種自以為威權在握不容挑戰的惡徒？
也就是說，包括《路西法効應》在內的這些書寫只不過是描述了一個「類」的通則，而我卻未必會是那些類別裏的有効個案；我不能以此寬宥自己的罪責。漢娜．鄂蘭與菲利蒲．津巴多都指出了個體超脫環境的救贖之道，思考之人本不當是集體和制度的囚徒。一片吊滿貓屍的樹林也不該是我塗炭生靈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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