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1日星期六

無才可去補蒼天,次文化堂社長 - 彭志銘

2010年7月31日 - 信報

筆者尚是初中生的時候,初讀《鹿鼎記》甚覺不是味兒,心想明明郭靖、楊過、喬峰還是令狐沖都「好打得」,怎麼金庸硬是不讓韋小寶學成絕世神功?這個不學無術、愛說粗話的小混混,偏偏還憑着一點義氣、一點良知和一點小聰明,娶了七個漂亮老婆,還搖身一變成為大英雄,實在氣煞為武林着迷的廣大讀者。

本欄今次訪問的次文化堂總舵主彭志銘,跟隨黃飛鴻的徒孫修習洪拳也幾近七七四十九年,似乎注定沒有神功護體。倒是由中四輟學到片場當場記開始,一路走來,成為今日大家都認識的地道香港次文化粗口研究專家。

筆者唯有同意,在香港這片文化沙漠,不怕有多幾個韋小寶。

有說彭志銘是繼梁濤(筆名魯金)和吳昊之後研究香港俗文化的第三代傳人。不過九十九巴仙「知佢係阿水」的香港人,聽到他大名的第一個反應大概都一模一樣:「彭志銘?次文化堂賣《老懵董》賣到開巷之後發達果個囉!」

這本被彭志銘形容為「一命救全家」的政治公仔書,在十年前的書展一口氣賣出四萬本,從此奠定他在出版界的「反動總舵主」地位。之後他每年出一本政治漫畫,成績不一,至今年因為敵不過煲呔這劑票房毒藥戛然而止。總舵主對此倒沒有什麼遺憾,「幾年前已經悶到我嘔,其實我想出多一些文化評論……。」

說着,拿起今年新鮮出爐出版,文潔華的新作《裸睇》,急不及待解釋這書的彩色插圖怎樣挑戰貿發局尺度。對比起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黑白純文字《史文鴻的大眾文化批判》,筆者有理由相信,這些年來彭志銘不是混過去的。

七十年代中期,影市發達,人才奇缺,彭志銘中四即決定輟學,經親友介紹入行。「當時嘉禾拍攝組要人,我又鍾意影相,咪去試吓。後來先知唔係拿單鏡機,係做camera crew幫手抬吓車軌。」

首執導筒拍三級片

年輕人肯捱肯拚,倒不愁沒有機會。彭志銘在嘉禾的日子,就曾經在李小龍遺作《死亡遊戲》當攝影助手,之後被吳宇森請去當他導演的《大煞星與小妹頭》的場記,從此在香港電影史上留名。之後輾轉跟過其他影壇巨人諸如劉家良和黃岳泰,在七九年曾志偉第一次執導演筒的《踢館》,彭志銘是副導演。之後數年他多數擔任製片經理,「即係打理吓現場睇吓邊個頭暈身㷫,應付吓古惑仔收陀地之類。」

八七年,嘉禾找他第一次當導演,拍的是三級片,籌備了一段時間,最終沒有拍成,原因是他忍受不住翻臉離場。「那時搞電影班人品格好差,手法無良,黑社會又入侵得好緊要,喊打喊殺,我唔係呢類人。我一走出嘉禾門口,就決定以後唔再見呢班人。」

彭志銘說起這段往事,竟有些激動。

八八年他與幾名朋友,包括現在大家都熟知的羅君左,成立「次文化有限公司」,正式轉戰文化圈。彭志銘說了一堆理由,其中一個與今時今日筆者身處的行業竟有微妙相關性。「拍電影我學識好多motional tricks,但其實定格嘅攝影或者文字都有好多橋係電影做唔到,所以我想搞一本本土雜誌試吓。」

這本《次文化雙週刊》大概出了兩三個月,已經燒乾集資所得的二十萬元。「原來做生意由零開始係好大鑊,租地方按金上期三個月,買埋影印機已經去咗十萬銀。印刷廠試過要我地俾現金先肯印,本書又唔賣得,期期蝕,好快就乾塘。」說起這段往事,彭志銘也不禁搖頭。

「那時大家返公司開會,要各自帶定支票,準備隨時『科水』,真係好尷尬,好冇癮,不過大家都好努力,又唔想放棄。」再撐幾個月,大家都認同那不是辦法,彭志銘於是問家人借錢,一個人撐下去,從此沒有雜誌,改行印書。

靠老懵董吊命

彭志銘說,之後數年他想盡辦法維持出版社不用結業,包括各種飲鳩止渴的方法,「總之蝕到阿媽都唔認得」。「嗰陣時自己生活質素低到無倫,就算約咗訪問都唔會去茶餐廳,因為七蚊八蚊一杯奶茶我都俾唔起錢。但我同所有印刷廠講,我一定會還清哂錢,斗零都唔爭你,先會執笠。」

至九十年代末期,出版社開始站穩陣腳,「好多書都開始賣得,至少每年盤數平衡到。」不過粗略估計,之前這麼多年蝕去的不止二百萬元。直至十年前《老懵董》大賣,一下子回籠數十萬,順便還清眾多舊債。「外人話我靠老董發達,其實唔係,我只係靠佢吊命,到依家我先有得做落去。」

談到出版過的書,彭志銘很自豪地說應該有過千本。他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次文化語言》,考究香港俗話來源,自九一年起寫了三年始出版,初版三千本一下子售罄,但直至今年才有再版。

「當年有一位讀者寄返本書俾我,用粗筆大字係封面寫上『七十大元,消費不菲,粗製濫造,一文不值,祈請檢討』。我冇嬲,反而係為左呢件事心感歉疚。我將本書用透明膠包好,一直放在書桌上,提醒自己不可以再出被人感到我粗製濫造嘅書,不可以再令讀者失望。」

彭志銘三年前的另一本著作《小狗懶擦鞋》,專研廣東粗口文化,則在今年書展大賣,三千本存貨全數售罄。「最尾嗰日有讀者想買但個檔已經冇貨,我特登在書倉將最後四十本捧過來,我喺個檔度講,華叔為咗唔讓讀者失望,在屋企為新書簽名簽足二百本。我都唔想讓我嘅讀者失望,所以捧幾十本書返來。」不到三十秒,四十本書一掃而空。

一說起書展,彭志銘就好像機關槍,一輪掃射,不吐不快。

「我見到有書商買書送鼓油,收贊助嘅錢可能分分鐘仲多過賣書。我好想講,呢度係書市,唔係超市,我希望讀者有品味,唔係鼓油味。我又見有出版商十蚊一本書大平賣,咁都算,成堆書仲堆成一個小山丘,人人伸隻手入去摷,我想問,可唔可以俾返本書一些尊嚴?我始終堅持,希望讀者係為好書而入場,唔係為買平書先入場。」

近日廣州人「頂硬上」如箭在弦,彭志銘既是粵語方言研究專家,曝光率又再竄升。畢竟在今日傳媒即食生態下,他算得上是其中一個最明白怎樣交出「生跛」(sound bite),讓彼此都得以早一點放工的被訪者。

廣東話終有一天流失

「問題係,全國自一九六○年開始已經統一用普通話上堂同考試。各地方言唔使打壓都會慢慢流失,好似依家新一代上海人都唔係個個識講上海話啦!點解要特登打壓你廣東話,拆你袁崇煥個牌呢?大陸冇理由唔知搞語言同風俗係唔可以頂硬上,因此呢個係一個故意炒作的政治問題。」

「廣州人嘅反彈除咗係文化因素,仲有係對社會嘅要求同以前已經好唔同,你今日仲叫佢地只可以着紅色衫、只可以聽一種話,佢地唔係淨係睇《人民日報》,依家有埋網絡文化,點會俾你政府話點就點?其實我覺得,一個國家有一種統一語言係啱嘅,問題係唔可以打壓其他人。」

筆者問,那香港會否有朝一日不再說廣東話?

「我覺得這是必然的現實。咁講唔係悲觀,呢個可以係文化嘅演變,好似今日冇人再在竹簡上刻字,大家都打字啦,仲刻字?唔係每樣嘢都一定要保留,好多時文化會自然流失唔出奇。我唔會心痛,做人要睇開一點。不過如果係被強權打壓,我就一定企喺反對嗰一邊,學村上春樹話齋,牆和雞蛋,我永遠都係企喺雞蛋嗰一邊,總之你唔好逼我。」

搞出版二十幾年,還有什麼心願未了?

「其實我有好多出版計劃,不過喺香港無法做得到。好多時我連好簡單搵個作者都搵唔到。」他說,十幾年前他想出一本嚴肅的香港文學史,找遍港九新界文學大師,「個個一係話自己唔夠料,一係話唔方便,婆婆媽媽,你香港冧巴溫都話唔夠料,咁我去搵邊個寫?」

九七回歸後,彭志銘在一河之隔的深圳書城找到一本內地作者寫的《香港文學史》,翻開一看,裏面連台灣大俠古龍都有介紹!

彭志銘說,除了文學史,《香港經濟史》都是大陸人寫的。「其實有好多題材同空間,好似我一直想寫一本洪拳史,不過想來想去,如果我唔寫,我都唔知邊個肯寫。」說起來還有一點無可奈何。

「無可能咩都我自己做,我係乜人?關我咩事啫?我唔係科科得㗎嘛!」他說自己做粗口文化研究,是覺得語言學裏面「唔可以崩咗一角」,於是好像砌圖一樣補回這個空白。「本來想搵學者去寫,但佢地一係唔識,或者唔敢,或者唔方便,或者唔情願。大概係怕做到自己『低裝』咗啩。」

此時此刻,看見這個中年白頭佬身上潮tee印着「禁說粗口」,充滿黑色幽默感。

彭志銘說,希望可以把學校沒有教的空白都補滿。「我成日講,想將『俗』嘅嘢『雅化』佢,將『雅』嘅嘢『俗化』佢。」

彭志銘一家八兄弟姊妹,他排第一。有一年齊人影全家幅,全部人穿畢業袍戴四方帽,唯獨他一個人穿西裝。

「我知道爸爸將呢件事鬱喺個心度好耐。」彭志銘提起這件事,記得很清楚。

「我倒唔係咁介懷。我成日話,由冇文化嘅人搞出版,仲要搞得掂,係社會的悲哀。這個地方一定係出咗問題。」

這個中四輟學的文化人,大概是為了令社會看起來沒有那麼大問題,在○三年以mature student身份報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兩年後畢業,終於一嘗「有咁大個頭,戴咁大頂帽」的滋味。只可惜彭爸爸在他入學前幾個月病逝,連他踏進校園的一刻也見不着。

筆者問,那麼彭爸爸知道你彭社長去讀大學是為了圓他的願嗎?「唔知佢知唔知啦,哈哈哈哈。」

後記

與彭志銘做訪問當日,人稱「賜官」的劉天賜也在次文化堂的攤檔幫手。記得賜官好多年前寫了一本《小寶神功》,講韋小寶的處世哲學,至今仍然大賣。筆者聽着彭志銘夫子自道,彷彿見到韋小寶的赤子之心。或者這個城市在這個世代需要的不是大英雄,而是打不死的外柔內剛總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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