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2日星期三

對雨傘運動根本前提的反思 - 袁彌昌

2014年11月11日 - 信報

自雨傘運動爆發以來,抗爭者均普遍認為,目前香港的經濟還算不錯,底子也夠厚,難道不能多談點理想?難道其他市民不能犧牲一下短期的利益與方便,以換取香港的長遠民主發展?當中的年輕人亦認為,香港未來是屬於他們的,時間亦站在他們一方,那麼為何不能讓他們主宰未來云云。

只是他們有否仔細思量,上述這些有關運動的重要前提,是否真如他們所想像般,毫無疑問地成立?這一點值得我們深思。

綜觀抗爭者的訴求,包括貧富懸殊、世代之爭、中港衝突、民主自由訴求等,大都是建基於香港的實際情況之上,沒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反而他們認為只須達致「真普選」,便有條件令港人擺脫中共和大財閥的控制,從而解決上述問題,這才令筆者最感到不解。

思想停留 舊殖時代

其實,我們不難看到,抗爭者的基本精神離不開反殖反資;但奇怪的是,他們反對和不滿的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卻屬舊式殖民和資本主義—他們單純地認為香港問題的根源,在於香港回歸後仍保留港英時代擁護大財閥的選舉制度,以及所衍生出來的官商壟斷資本主義,似乎完全沒有考慮到無論殖民主義或是資本主義,現在都已推陳出新,用的都是經濟╱金融╱文化殖民這些新手段,舊的一套早已過時。

他們也沒有考慮到香港也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個「現象」,不可能單以官商壟斷資本主義來理解。這種把問題簡單化,以及思想還停留在舊殖民時代的傾向,很可能會成為運動的最大漏洞,甚至日後大家可能發現,抗爭者根本就是文不對題,其訴求內容與對象之間的關係性,並沒有預想中強。

筆者不是說抗爭者舉出的問題並不存在,而是事情肯定沒有這麼簡單。以金融界為例,回歸以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表面上是外資與港資的天下,但也不難預料港資早晚也不會是外資的對手;假如香港的金融命脈受外資支配,某程度就等於讓西方用其他方式繼續殖民香港,這樣的話,試問回歸又有什麼意義?

所以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香港的金融命脈乃兵家必爭之地,絕對不容有失,因此在中資能夠在港與外資抗衡之前,中資機構都透過收購港資銀行和證券行,在港建立業務根據地,擴大市場佔有率;但在過程中,港人的利益則不免會受到損害。

對香港的年輕人而言,香港金融業演變成外資與中資二分天下,加上兩者的主要客戶漸以內地客戶和與中國業務相關的客戶為主,令在港的外資和中資機構都寧願聘請對國內市場和國情了解較深的在港和海外大學畢業的內地學生,或者內地官二代和富二代,要不然就索性聘請外籍人士,而逐漸不願僱用香港人,以致以往有機會躋身這些機構的海外大學畢業的港生,以及少數本地大學畢業的港生,如今只能望門興嘆,失去這個一直為港人提供上流機會的重要途徑。

正如本報專欄作者方卓如所言,「香港要繼續運作,唔一定要靠香港人,金融界已經率先換血,唔再由香港人把持(又或者從未試過)。仍然是由香港人主持大局的,是中層勞動力同政府機關。如果要換血方便管治,一樣可以。香港人無處容身,先係今次佔領運動最根本原因,而且會因佔領運動進一步惡化。」

港人無處容身,並不能全歸咎於北京與梁振英政府,畢竟「先行」偷取了他們的未來的,是奪去他們新一代的優差與高薪厚職的大陸人和外國人,但歸根究柢,是港生已無法滿足市場的需要,在大陸人和外國人的夾擊和全球化浪潮下,已難以在香港站穩陣腳。他們可能認為,來港工作的大陸人與外籍人士只屬二流人才,要不然也不用離鄉別井,但重要的是,至少他們願意去外面闖。相反,港人連走出香港(不一定指進入內地)都一萬個不願意,根本無從累積國際經驗,因此機會和高層位置只會白白讓予相對進取的競爭對手。

故此,筆者實在不明白抗爭者憑什麼認為時間永遠站在年輕人的一方,也看不出他們憑什麼能夠重奪未來—須知道,在全球化的大格局裏,「香港要繼續運作,唔一定要靠香港人」。如果他們滿以為香港不能沒有他們這一代而大放厥詞,那只不過是暴露出他們守株待兔、故步自封的心態,只懂一味諉罪於人。更何況,就算「真普選」真的能令樓價下跌,但怎樣也影響不到機構的招聘決定吧。

過早攤牌 形同自毀

在目前香港的「餅」已不夠分的情況下,港人理應先把握大陸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多為自己累積一點資本,防患未然,同時亦須大幅提升競爭力與外來者較量,這樣才可逐步轉危為安。然而,雨傘運動卻迫使香港在毫無準備之下,過早與中央「攤牌」,強行改變香港的走向,這樣只會令日後香港的「餅」縮得更小,到最後港人將完全失去議價能力,任人予取予攜。

如果抗爭者認為可藉着運動與北京拚個魚死網破,那純粹是一廂情願。在北京眼中,抗爭者只不過是魚躍上岸—─精神可能得到解放,卻同時在毀滅自己。如果想不透這一點,香港將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逐漸台灣化,而年輕一代則可能會陷入長期的虛無之中。

新力量網絡研究員、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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