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4日星期五

國際關係閱讀佔領中環續集(五):「潛夢者」藏而不露的力量 - 沈旭暉

2014年10月24日 - 信報

今日,筆者談一談最後一種建構主義者 ——「潛夢者」,以及作一些總結。

「潛夢者」這種建構主義者比較抽象,大家可以鐵幕倒塌後的捷克國父哈維爾來解釋。哈維爾一方面說過「極權政府底下,每一個沉默的人都是幫兇」一類理想主義者常常背誦的話,但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勸群眾即時搞革命或時刻叫人表態。

其格言「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in truth)認為,「真實」而成熟時的大規模抗爭,才是最好的反抗,甚至認為「別和掌權者爭辯,甚至不應該把說真話當成最重要的,儘管置身在以謊言為基礎的政權之中,說真話很重要」(參見Tony Judt的《歐洲戰後六十年》)。

哈維爾:無權力者之權力

他自然不是教導群眾順從謊言,只是認為在「後極權時代」,只要教導人民實現生活的基本權利,「生存的本質是傾向於多元、多樣和獨立、自治,轉向人類自由和完善」,不必直接挑戰政權,政權也就不能控制日常生活和意識形態,是為「無權力者的權力」。

事實上,哈維爾的做法,是在共產捷克建立「規範」,希望令大眾、包括建制內的開明派,都受這些「真實規範」行事。但平日不必和政權抗衡,因為「這個力量不在於政治和社會集團的確定的勢力,而在於隱藏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結構之中的潛在力量。這股力量不依賴本身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也就是每個甘心在謊言中生活的人。這些人理論上是能夠領悟真理的力量的」。

他又指出,「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予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

不少朋友不相信「佔中」本身能達到爭取民主的目的,而沒有參加運動,但其實也在「廣義地參加運動」,因為他們的價值與運動建構的價值產生了互通,再而相互充權,這些朋友每天也「活在(他們認知的)真實之中」。表面上,他們潛藏了,其實在生活的每一天,都在深化同一規範的建構。

學運也是建構主義運動

即使參加運動,他們的身份也是潛藏的,只有身邊的朋友才知道,例如筆者有不少中資銀行高層與公務員朋友在廣場,有的甚至是隱姓埋名的首長級,他們獨自在帳幕內遙望星空,不會影響白天工作的專業,也不會「辭職明志」,卻對身旁朋友規範的鞏固產生了極大影響,所以並不是消極的,正如哈維爾的讀者們,也並不是消極的。

說到底,為什麼古今中外政權對「學生運動」都相對留手,為什麼毛澤東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為什麼北京對「佔中」和「學運」似乎在分開處理,都是因為「學運」本身,可說普遍是「建構主義運動」。沒有多少成年人會期望學運的官方訴求有即時落實的可能,但都對學運的潛能不敢忽視;反而目標明確的「成人運動」還容易理順,因為那現實主義的手段就足以應付。

「建構主義」自然不是萬能,也依然要面對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衝擊。在北京眼中,那些「築夢者」、「僭夢者」、「行夢者」與「潛夢者」,都依然是「去殖民地意識形態化」的對象,他們也會視北京為「摧夢者」,北京亦自然會以「摧夢者」姿態出現。

問題是,北京的現實主義回應,無論是以威權方式也好或「換血」方式也好,亦不可能根治建構的價值,最終不得不參與「相互構建」的過程,這是建構主義面對理想和現實時的獨特功能。

就算面對其他大小決定的二元制約,例如理想主義的群眾堅持「絕不撤退」,現實主義的前輩會建議「見好就收」,建構主義也能突破二元,當事人依然可做二元的決定,卻會受到社會建構「留不留也沒有大關係」的規範保護。當然,這需要技巧,失諸有相地企圖建立規範(例如把乒乓球桌搬到馬路「開拓社區空間」),就是典型失敗例子。

筆者對香港事務沒研究,只能借助對國際關係的認知演繹一些理論框架,觀察難免粗疏,這種自言自語是現實,是理想,也是規範。

本人深信只要有理想主義的靈魂,有現實主義的頭腦,有建構主義的手腕,滴水始終穿石,但細水必須長流,世界才真真正正屬於你們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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