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6日星期四

佔中後的五個抗爭選項 - 沈旭暉

2014年10月14日 - 信報

根據筆者昨天所述的北京思維,所謂普選門檻之真正關鍵,其實只有一點,就是北京要有否決權,確保其不信任的人不能當選,其他一切條文都是虛的,但權不能落在「對方」手是實的。不滿意及拒絕「袋住先」的朋友,可以怎樣爭取改變?在純理論層面,選項如下:

一、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

二、改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三、改變中國以國家安全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

四、改變香港情況以符合北京要求(例如把行政長官降格,真正權力由中央委任代表統領;或通過針對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法。)

五、改變香港核心價值,將之與中國國家價值趨同

「佔領中環」的策略,理論上目標是第三項,用的方式不是說服,而是施壓,最大本錢不是武器、金錢或「提高管治成本」,而是悲情的道德高地。但這不同於甘地的獨立運動,本來就有民族自決的道德高地,對手是接受國際規範制約的英國;也不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本來就有種族平等的道德高地,對手是能夠以憲法修訂國家價值的美國。

轉趨強硬 陷惡性循環

北京的香港民主方案,畢竟沒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協商或選舉產生」字眼,各國只會說「支持港人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民主」,這與甘地及馬丁路德金的處境有根本不同,全球人民雖會同情,但也只能同情,而群眾能施壓的其他效用則十分有限,且與悲情效果先天對衝(組織者反而要強調運動對金融市場沒影響)。

結果,香港群眾既無國際籌碼,也無多少內部籌碼,還沒有國內民意支持,對手是受更少規範制約的共產黨。本來在零和博弈,爭不到也沒有什麼,故可作持久戰。

但問題是在北京眼中,「佔中」即使成功,也不會改變第四及第五項,而「提高管治成本」會被強硬派演繹為第一項及第二項(「外國勢力介入與我方爭奪香港控制權的社會運動」),結果反而是強化了第三項的「正確性」和日後進一步的強硬作風,而不是弱化了第三項。

三子提出佔領中環時,原劇本是以此討價還價,假戲真做的後備劇本是在發動運動後被捕,喚醒一代人心。但群眾不會跟隨其劇本,也不會把目標局限在普選,必會令運動變成一代人的盛宴,展示與上一代框框條條不同的生機、由下而上的新規則,確立新一代的身份認同,才符合新一代的理念。連香港群眾也看得出三子的「陽謀」而要改劇情,完全現實主義主導的北京,怎可能跟隨三子的原有劇本?只會利用這難得機會,把對方視為他們術語的「左傾盲動主義」,引蛇出洞,盡量向大眾證明香港存在的種種所謂結構性問題,例如「學生被西方教育的學者影響」、「反對派領袖接受疑似美國獻金」、「法律界不重視國家利益」等,以求民情改變,得到一次過整頓的認受性。

在過去一年,佔中的原有劇本,基本上是按着北京和香港群眾各自的意願去改寫的,結果新世代贏得了身份認同,北京將強化強硬方針,要爭的目標卻更難達到。

不少開明建制派不同意佔中,不是糾纏於那些民生影響或交通擠塞,而是預示了上述發展,擔心要是北京真正定性香港為「準新疆問題」地處理反對派,可能民主爭取不到,連自由與法治也失去,造成新一波移民潮,而面對這趨勢,反對派又只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回應,落入無窮循環,除非有高人出現煞停,但就算有高人也失去法力了。

這些只是從國際關係角度的粗淺分享,純粹現實主義分析,不涉任何價值判斷,但相信隨便找一個中英美法現實主義學者推演,例如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首席顧問的貝德(Jeffrey Bader,見其《華盛頓郵報》訪問),結論也大同小異。至於「我很擔心」,才是筆者的主觀情感流露。

【不中聽的話: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二之二.全文完】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