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3日星期四

國際關係閱讀佔領中環續集(四):「行夢者」塑造時代印記 - 沈旭暉

2014年10月23日 - 信報

筆者今次要說的是第三種建構主義者——「行夢者」。

這類建構主義者參與運動,基本上認同理念,覺得「自己總要做點事」,但沒有建構價值的主觀動機,也沒有必須達到目標的決心,不少被催淚彈與社團一類原因激發出來的朋友,都屬於這類。

畢竟,他們走了出來就是具體行動,行動結合在一起,無論主觀意願如何,客觀上都會建構一些新規範出來。就像法國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運動,具體訴求是什麼反而不重要,大家卻都記得那是一個時代的印記,左翼偶像在那次學運空群而出,思潮影響了一代精英青年(能否深化到中下層則是另一回事),甚至塑造了歐洲青年的身份認同。

這次「雨傘運動」的世代色彩極度鮮明,肯定會成為新世代不能磨滅的烙印,像「去領袖化」一類概念,無論是否認同,都已深入民心。

為什麼新一代有這樣的情緒?須知中國共產黨在內地管治(相對)奏效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令主流社會認定本身是「既得利益者」及「持份者」,不希望出現不可測的改變。他們有這種感覺,一來是對比於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狀態,二來是對比於從前的社會自由度,三來被灌輸民族主義,四來精英的向上流動機會不少,五來根據官方遊戲規則,他們並非不能改變任何事情。

建構一代人身份認同

在香港,卻恰恰相反,新一代的經濟條件比不起上一代,從小享受的自由遭慢慢收緊,熟悉的本土文化急速消逝,向上流動機會亦有限,而且根據官方遊戲規則(例如立法會或諮詢委員會等),幾乎沒有勝利過。這反映他們有強烈的不被當權者及上一代(包括上一代反對派領袖)理解的苦悶,覺得回歸後令他們「去持份者化」,不是單純的「獅子山下精神」可破解。

這次運動,遂變成一代人的身份認同。這種建構模式很多時候是很subtle的,例如筆者從未在校園看過認真的垃圾分類,居然在運動中成功了,似乎青年把最美善一面表現的潛意識,還包括構建一種「非中國自由行」身份認同。「雨傘身份認同」出現在亂世,令香港未來十年可能孕育出類似威瑪德國文化、十九世紀末法國文化一類盛宴,肯定會造成政治及社會各層面的骨牌效應。

不過,效應有時不一定如運動者所想,正如美國六十年代的嬉皮士運動去到極致,反而催生左派厭倦極左派,而變成「新保守主義者」;不少天安門事件的當事人遇上理想的挫折,也變得極度功利。但那圖騰的存在,當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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