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9日星期三

子虛烏有的經濟復甦 - Immanuel Wallerstein

2012 年8月15日 - 評論 - 第335號(路愛國譯) 

如果其政策建議得以實行,大多數政客和分析人士都有既得利益使他們看好未來。這種行為在目前全球經濟困難中也不例外。無論討論是集中在例如美國的失業,歐洲的國家債務成本激增,還是中國、印度和巴西的增長率驟然下降上,表達中期樂觀情緒都是一種時尚。

但是,假如這不成立怎麼辦?每過一段時間,還算誠實的說法就會冒冒頭。 8月7日,安德魯·羅斯.索金[Andrew Ross Sorkin]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提出了“一個更直接的解釋,即為什麼投資者紛紛離開股市:這從來就是一樁虧本生意。整整一代投資者沒掙到一分錢。”8月10日,詹姆斯•麥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同樣在《金融時報》上寫道:“經濟學家已經開始接受這種觀點,即大衰退已經永久性地傷害了增長…投資者更為悲觀。”更有甚者,《紐約時報》8月14日登載一篇關於快速交易的成本上升的報導,在文章後面可以讀到:“[投資者]也讓市場搞得猶豫不決,由於資產泡沫和全球經濟不穩定,市場在過去十年幾乎沒提供任何回報。”

在所有這些觀察中,即難以置信的巨額錢財僅由極少數人獲得,股市又怎會是一樁虧本生意呢?很長時間以來,有關投資的基本智慧是,從長遠來看,把通貨膨脹考慮在內,股票的回報率較高,特別是高於債券。這應該是對承擔股票的極短期或甚至中期波動風險的獎勵。有各種計算,但總體而言,股票的回報率在過去一個世紀都比債券高得多,當然,假定人們一直持有股票的話。

很少有人注意的是,同一個世紀的股票利潤水平大致相當於GDP增長的兩倍--這使幾位分析人士把它稱為龐氏騙局。事實證明,很大一部分得自股票的美好回報都出現在1970年代早期之後,即被分別稱作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和/或金融化的時代。

但是,這個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首先應該指出,1970年代之後的時期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歷史上生產、生產力和全球剩餘價值(迄今為止)最大的擴張時期之後來臨的。這就是為什麼法國人把這個時期叫做“trente glorieuses”,即輝煌30年(1943-1973年)。用我的話分析,這就是康德拉季耶夫A階段,那些在此期間持有股票的人確實得到很大好處。一般生產者、工資工人以及政府的收入也一樣。這似乎給作為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一個強大的再刺激,它剛剛走出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極大破壞。

唉,可惜這個好時光沒繼續下去,也不能永遠繼續下去。一方面,世界經濟的擴張建立在所謂主導產業的某些半壟斷基礎上,這些壟斷一直持續到它們被終於擠入世界市場的競爭對手所削弱。更多的競爭降低了價格(其好處)--但也降低了盈利能力(其壞處)。世界經濟在此後不輝煌的30到40年(1970年代-2012年+)進入了一個長期停滯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不斷增加的(或多或少每個人)債務,不斷增加的全球範圍內失業,以及許多--或許是大多數--投資者越來越多地從股票市場撤出,轉向債券市場安全港,主要是美國國債。

美國國債當然安全或更安全一些,但不是很賺錢,除了對一個極小的銀行和對沖基金群體而言,它們操縱全球金融業務—但不產生任何價值。因此,這就把我們帶到了今日之境地:一個極端兩極化的世界,實際工資從其1970年的最高點顯著下降(但仍高於其1940年的低點),政府收入也顯著下降。一個接一個的債務“危機”導致世界體系一片接一片的地區貧困化。結果,我們所說的有效需求在世界範圍內乾枯,這就是索金所指的,即當他說,市場已不再是一個依靠其積累資本的誘人的利潤來源。

那麼,你可能說,至少還有所謂新興國家,它們比遇到越來越大麻煩的美國和西歐要好些吧。這份名單很長並且是接續的。它包括首先是日本,隨後是韓國和台灣,隨後是南歐和愛爾蘭,隨後是“金磚四國(尤其是中國、印度和巴西),隨後是土耳其和印尼,現在(如某些人聲稱)是一些非洲國家。問題在於,其中大部分國家都只在短期內表現不錯,後來就輪到它們開始陷入“麻煩”了。

困境的核心問題是體系的基本矛盾之一。頂級高手短期內收入的最大化(利潤率增加)長期而言則榨乾了買家。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口和地區完全參與到世界經濟中來,“調整”或“重建”的空間越來越小,而投資者、消費者和政府則越來越無可選擇。

記得麼,過去一個世紀的收益率相當於GDP增長的兩倍。這種情況能再次復制嗎?這很難想像--不僅對我而言,而且對市場上大多數潛在投資者而言似乎也如此。這就造成了我們所看到的約束,即每天在美國,在歐洲,以及很快在“新興經濟體”展現的情況。債務水平高到無法維持。

因此,一方面存在採取“緊縮政策”的強大政治呼聲。但緊縮實際意味著削減現有福利(如退休金、醫保水平、教育支出)以及削減政府保障這些福利的作用。如果大多數人所得更少,他們顯然支出更少,賣者會發現買者更少,即有效需求更低。因此,生產就更少贏利(股票回報率),而政府也就更窮。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沒有輕而易舉或可以接受的出路。這可能確實意味著沒有出路。這就是我們一些人一直所說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危機。它導致混亂不堪(和相當瘋狂)的波動,隨著體系的分岔,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場非常長期的激烈鬥爭之中,即什麼樣的體系應該取代我們現在這個體系。

政客們和分析人士寧願不正視這個現實和他們強加的選擇。即使現實主義者如索金先生在結束其分析的時候也表示,希望經濟只是“手臂中了一槍”,而公眾會“對長期有信心”。如果你認為這就夠了,那我願把布魯克林大橋賣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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