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勝在有文明 - 占飛

2012年2月21日 - 信報

在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以至藝術評論的範疇，「他者」（the Other）是個關鍵的概念。所謂「他者」，就是非我族類，我們要排擠、圍堵、歧視、醜化，甚至妖魔化的對象。對某些香港人來說，最「篤眼篤鼻」的「他者」就是蝗蟲──不文明的大陸人。

香港作為移民社會本應有容人之量，罵同胞是蝗蟲也不是香港人的作風。蝗蟲論得到提倡，並找到知音，反映香港人對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焦慮，須要下死勁去放大外來人的「他者性」（Otherness），以保住自己搖搖欲墜的主體性和自我意識 （sense of self）。

病態性依賴

這必須從香港回歸中國大陸說起。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融合過程始於三十年前內地推行改革開放，但自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主權以來，這個過程出現了本質上的變化。香港這隻「一技黔驢」（one-trick pony），只懂靠地產來創造和累積財富，自然要靠山吃山地依賴中國大陸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來維繫繁榮。問題是香港對她的依賴已變成一種過度依賴，甚至病態性依賴；而香港人在賺內地人口袋裏的錢的同時，也付出了驚人的代價。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回歸至今接近十五年，說得恐怖一點，是一個被內地張開血盆大口逐步吞噬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香港的個性，以及香港人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識，每一天都在被粗暴地改寫、稀釋和重新塑造。

香港自稱為「亞洲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就是要將自己定位為「旅遊城市」，強調香港人的「好客之道」，以及整個城市對旅客的吸引力。一個一面倒地發展旅遊業的地方，容易墮進的陷阱，是她的城市性格或民族性格，會在觀光客的凝視下，按其旅遊價值而被重造、改寫、稀釋，甚至扭曲；最後不自覺地出賣自己的尊嚴和靈魂，變成一個所謂「被馴服的他者」（domesticated other），由一個主體變成一個只供觀光客消費和消耗的客體（consumable object）。亞洲不少城市和國家，例如菲律賓、澳門、曼谷、柬埔寨和越南，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削弱，甚至丟失了自己的個性和主體性。

香港人不是菲律賓人、泰國人或者澳門人，他們喜歡做頤指氣使的主人和消費者，遠遠多於做任勞任怨的僕人和服務提供者。要他們以「好客之道」善待以前是他們的窮親戚和救濟對象，今日搖身一變成為big spenders的內地人，更傷透他們的自尊心。

道德優越感

他們眼見廣東道名店、海洋公園和迪士尼樂園紛紛被內地遊客攻陷，自己變成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又天天在網上和報紙上，讀到內地人炒樓推高樓價、搶購奶粉和「雙非孕婦」來港生子等消息，一種「殺到埋身」，barbarians at the gate的危機感油然而生。既然在財富和消費力方面內地人與香港人強弱懸殊，香港人只好強調彼此的「文明差距」，從而得到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和微妙的心理補償。所謂「文明差距」──說得準確一點，其實是城市化和現代化的程度──亦變成量度香港人的「香港性」與內地人的「他者性」的最重要指標。